邓小南在《“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赵宋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宋朝“祖宗家法”的提出，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唐代及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也与唐代以来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循故事、沿祖制治国，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既是标榜“家国一体”、只奉祖制的结果，又是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它从根本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温晋生、杜晓风在《人民公社化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学术论丛》200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之所以号召“农业学大寨”，是因为60年代初人民公社化的挫折和国内外、党内外对人民公社的怀疑和责难，使毛泽东受到了巨大压力。为了抨击包产到户，捍卫人民公社，毛泽东亟需树立一个人民公社化的成功典范，以便把反对人民公社的“一切怪论都打下去”。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大寨经验在相当程度上符合他的人民公社化模式，大寨的许多做法与他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思想根源有天然相通之处，大寨人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了兴办人民公社的正确性。所以，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大寨树为人民公社化的样板，并号召农业学大寨。
张文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河北学刊》2000年第3期）一文中说，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汤因比非常推崇中国的文化，反对西方学者的“西欧中心论”。他认为“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这两种模式乃是理解人类文明的关键。汤因比用中国的太极阴阳学说来解说自己的文明理论以及世界上的文明与历史进程，认为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亡是阴与阳、动与静变化的结果，中国两千年间所建立的功绩是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这种美德与儒家学说有着密切联系。
王立在《古代通俗文学中侠女盗妹择夫的性别文化阐释》（《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中的侠女盗妹，因其带有底层文化的江湖野气，所以往往冲破了士大夫文人上层文化的种种框范。相当一部分侠女盗妹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婚姻，这是侠文化之个体自由本性在女性身上的一个独特体现。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模式，给予侠女盗妹们特定的反文化行为方式；外在现实的别无他择，强化了他们内在主观的必然选择。
行龙在《近代华北农村人口的消长及其流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代咸丰朝以后，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
随着90年代的文化转型和价值观念的嬗变，茅盾及其《子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怀疑，有人竟在20世纪小说大师的排行榜上剔除了茅盾的名字。张景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子夜〉的重估》（《求是学刊》2000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要正确评价《子夜》的成就，必须摒弃政治学的批评模式而采用社会学的批评模式。《子夜》成功地表现了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永恒母题，在否定封建文明的基础上渗透了强烈的现代意识，而且其客观立场保证了它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保证了它在今天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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